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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设法让诸国注意到，不，是强迫诸国注意到‘普及电信网络的重要性’，诸国会被强制进化，提前进入‘电信世界’。帝国继续封锁电信技术专利的意图将会遭受空前的压力，为了不过早破局，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做出让步。”

    “要阻止他吗？”

    “在掌握具体的情报之前，没办法随意行动吧。而且这次我国是会议首倡者和主办国，有很多顾忌，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如果掌握到蛛丝马迹的话……”

    “如果是我来进行这种典范转移，我会选择搞恐怖活动。绑架与会各国的代表，将他们集中起来，通过现场作秀，比方说和帝国军队交战，利用周密的事前准备来取得胜利，用实际成果来教育诸国领导人‘电信技术的重要性’和‘帝国军队并非不可战胜’。可罗兰会怎么做……在掌握更多证据之前，光靠推演臆测可不能作为立论的根据。”

    尼德霍格的脸上一瞬间浮现出惊讶，随即又释然了。

    在缺少情报支援下，仅靠猜测确实不能作为行动依据。

    更重要的是，典范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不可预测性的过程，其发端有时候是微小又拙劣的，但造成的后果却可能是极其巨大的。

    这样的范例并不少。

    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哥白尼。

    与托勒密天文学相比，哥白尼天文学的计算速度、精度并未提升到可以视之为革命的程度。哥白尼本人对推进新学说和文艺复兴的热情也远逊于被送上火刑架的布鲁诺，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布鲁诺，被推崇为新时代的奠基人和最早开创者。

    最重要的是相较后来的科学、哲学、社会革命的规模和深度，哥白尼只是在天文学取得一部分成就，但这微小的变化却开启了一个时代，完成了一次极为经典的典范转移。

    同样的事情，罗兰未必不能做到，即便帝国握有技术专利和暴力手段，面对典范转移的固有特点也难以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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